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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製造業生產率行業差距
　　蔣為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經濟從來不缺乏外界的質疑之聲，伴隨紛紛擾擾的“唱衰中國”，中國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三十多年，一躍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同時也回應了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各種論調，以致各路“唱將”將中國崩潰的時間一推再推。但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年增長率由2010年的10.4%降低至2013年的7.7%，增速呈現持續下滑趨勢，“唱衰中國”論調由此再度甚囂塵上。
　　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關註者中不乏從中國經濟增長實際出發，對中國經濟改革建言建策者。他們認為隨著中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原來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一些因素正在發生轉變：投資效率不斷下降，能源與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人口結構發生改變，廉價勞動力優勢在不斷縮小，世界經濟不平衡導致外部壓力不斷增加等。這些形勢的改變都需要中國經濟做出一系列調整與改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儼然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關註的主要工作重心。通過制度改革優化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不利環節，實現由人口資源紅利向制度紅利的轉變本身就需要調整時間，隨著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增長暫時收縮與放緩都是結構改革進程中必須承受的代價，更何況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著7.5%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在世界增長的經驗上仍然是一個相對較高的增長績效。但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別有用心”者，或“杞人憂天”者不斷由此發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論調，以期以此打擊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
　　在“唱衰中國”的各路“唱將”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可以說是積極的領軍人物之一。克魯格曼先生關註中國經濟崩潰可謂二十年毫不放鬆，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後，便撰文表示：“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說，中國經濟數據，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號體系”，儼然中國經濟崩潰在即。但中國在新世紀的高速增長有力回應了其言論，而此次該位先生又卷土重來，在金融危機後便搶先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這本小冊子中預言中國將是倒下的下一個，其又在2011年與2013年連續發表文章《中國會崩潰嗎》與《中國遇上了大麻煩》，信心滿滿地預言中國經濟崩潰的時刻終於要到了。大量該種論調充斥著我們的眼球，凌亂了我們的髮型，引得我們不禁想問：這真的就是最後的時刻了麽？
　　“唱衰中國”的“唱將”們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全面崩潰最為重要的證據支持來自於中國經濟增速的迅速滑落，並以此推斷中國經濟泡沫將伴隨經濟增長下滑而出現磨滅，最終導致中國經濟的全面崩潰。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短期下滑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我們將視野放寬到全球中去會發現，此次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滑主要是由國際周期因素導致的。從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其他新興經濟體來看，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在同期均出現了經濟增長下滑，例如：印度經濟增長速度由2010年的10.5%下滑至2013年的4.9%，巴西由2010年的7.5%下滑至2.2%。造成新興國家經濟體增速下滑的原因很多，但顯然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是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增速下滑最為重要的原因，而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不管從增速還是回落幅度來看均是一份不錯的成績單。而“唱衰中國”的“唱將”們抓住這些不斷渲染誇張，不得不使人唏噓其別有用心。
　　“唱衰中國”的論調中永不衰落的一個依據在於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高投入而非技術進步，以克魯格曼先生為代表的唱將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就是紙老虎。但根據林毅夫與任若恩的研究：克魯格曼對生產率的估算低估了中國生產率水平，技術進步尤其是技術引進在中國經濟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Brandt、Biesebroeck等人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對中國生產率重新進行了核算發現：中國生產率增長率達到7.96%，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技術進步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些發現均對“唱衰中國者”進行了有力的批駁。根據丁賽、孫浦陽與蔣為在最新研究中對中國製造業行業與美國生產率之間差距進行估算得到的結果(如表1)所示，中國與美國在製造業上的差距正出現迅速的降低，中國在幾乎所有製造業行業均呈現出技術趕超趨勢。這也應正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國將憑藉技術上的後發優勢，通過技術進步促使經濟保持在更長期內持續增長。“唱衰中國”論調顯然只是一隻只紙老虎。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質疑來源於中國消費比率過低，“唱衰中國者”以此作為依據認為：低消費率不能保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將推動資產泡沫導致中國經濟的全面崩潰。技術進步與生產率提高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源動力，但不投資就沒有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提高，更談不上消費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的經驗也表明新興經濟體的起飛大都依賴於儲蓄與投資，而僅僅依賴於消費則最終將導致新興經濟體債臺高築，最終陷入經濟增長的陷阱，這樣的案例以阿根廷最為典型。因此，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根本源動力仍然在於投資，併在此基礎上合理提高消費水平，平衡投資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不應當過度盲目地提高消費水平而壓抑投資。“唱衰中國者”僅就此便斷定中國經濟將走向崩潰無疑是荒謬的。“唱衰中國者”不應當不知道，中國雖然消費占比低於發達國家，但發達國家的消費其實是過度與畸形的，根本不應當作為可比的標準。此外，“唱衰中國者”也忽略了中國經濟雖然消費占比略低，但中國消費的增長速度確實全球的佼佼者，2013年增長率達到13%，遠高於GDP增速。同時，中國加速了工資體制、養老保障體制、醫療體制的改革，進一步啟動城市化進程，這些因素均將大大提升中國的消費水平。即使面臨外部需求回落的壓力，中國通過本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同樣能夠吸收中國的生產能力，從而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唱衰中國者”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走到盡頭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中國人口紅利逼近臨界，中國喪失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後將造成中國核心競爭力的喪失。此外，他們還認為中國逼近劉易斯拐點，勢必導致中國工資水平迅速上升，從而壓抑中國製造業的投資，最終使得中國喪失增長的動力，出現經濟的全面崩潰。“唱衰中國者”武斷地將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歸因於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忽略了制度成本在增長中的影響。在中共十八大後，新一屆的中國政府逐步將簡政放權與制度改革放在其工作的核心位置，僅2013年便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21項。大量行政審批的取消與下放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營商環境，新企業的設立出現了新的高潮。中國人口紅利雖然逐步逼近劉易斯拐點將帶來資本收益下降，但制度紅利同樣將促使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除此之外，“唱衰中國者”最為常用的大棒是一副有色眼鏡，“唱衰中國者”擔心官員貪污徇私、缺乏透明度，從而引發資金外逃與產業衰退。但實際上，201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175.86億美元，同比增長5.25%，中國仍然是最為重要的外資流入國之一，並沒有出現任何外資大量外逃的跡象。隨著中國通過一系列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營商環境不斷得到優化，消費市場不斷擴大，中國在長期內仍然是外商投資最為重要的選擇之一。而“唱衰中國者”最為關心的中國腐敗問題，中國新一屆政府顯然以實際行動給予了鮮明的答覆。新一屆中國政府強化了治理腐敗在工作中的地位，僅2013年一年便有17名省部級官員因腐敗問題遭到查處。中國政府通過持續的反腐敗行動顯然給投資者打了一針強心劑，“唱衰中國者”引以為憑的依據將不復存在，而又何來的中國經濟崩潰？
　　由此，我們能夠得出結論：中國經濟增長雖然面對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與需要面臨的挑戰，但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遠不像“唱衰中國者”所說的那樣黯淡與悲觀。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基礎仍然存在，而我們所需要做的仍然是繼續著力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相信在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快速增長的答卷面前，“唱衰中國”也將不攻自破。